人在做、天在看

去年11月底接了餐廳嬸嬸的個案，沒想到壓力大得使人窒息。


開始時，我當然使用一貫的方法 — 雙方協商去處理，這方法沒有定論誰贏誰輸， 處理時避卻無數需時程序，對雙方及我們均有好處； 而弊端就是看不到真理(不是說真理不重要，只是這一刻， 雙方對於過錯都不再追究，而雙方都對於事件作出讓步)。


由於負責人是外國人，(初時)我並沒有與其直接對話， 而只是由其公司翻譯去轉述我的觀點  – 雙方的利弊及協商的好處(現在回想起來，我也錯了一步， 沒有全面了解個案 – 不過這個初期一定不能知道全部，因為雙方均會有隱瞞其中的過程， never mind la)，很可惜，這個協商不成功，卻帶給餐廳嬸嬸一個錯覺， 她仍然以為自己很對，錯的只有別人。

由於協商不成功，我惟有按既定的程序， 雙方取證去了解解僱的經過，過程中我發現餐廳嬸嬸看似很講道理， 但實質很多事卻打橫去說，主要被抄魷的事已和公司開會， 她承認有錯，但自己認為錯不至於炒，唉， 這個炒不炒不在於你決定的，同時，她表現的情緒一直很激動， 讓公司都無可奈何，也不願意再次和她面對面….，我想， 那有人持惡便可以橫行的呢？不過， 公司卻缺乏了一些法律要件去處理，所以我一再告誡公司不能這樣， 否則處理便無效了，可惜呢，這個外國負責人卻有其外國邏輯思維， 認為即使有了這些要件，對方不認還是不可的，並以不make sense來回應我，o，害苦你自己(公司)而已。

過程中我還要處理嬸嬸尚餘工資的問題，起初我也不管， 可是按法我需管，即使她沒投訴，嬸嬸初時也不去領工資， 經我勸說才去領，但這又惹下禍根，嬸嬸以為我內裡使詐， 一再說我多管閒事，(如果我不多管，多事的將會是她， 因為個案的程序又多了事，又更複雜了)，唉，做好人都會被說話。

在沒有定案前，嬸嬸多次來電追問要多久， 這個不確定的狀況教我如何說呢，告知她正在上級處理， 她卻不耐煩了，以為我阻卻她的個案，不把個案交到法院…， 每次來電均會以厭煩的語氣在問，什麼事都說不明白， 我極力按下情緒去解釋，她卻自有一套理解，然後又再說：不明白。 拒絕去接收的人又如何明白呢？她總自說自話，還說些恐嚇的， 什麼一路走來，你做了什麼你心知肚明；有時又說很想自殺， 但為這事不值得；又說全澳門只認識我一個；oh no，你在幹啥；我最後忍不住，找組長處理了， 我已經害怕再接到這種電話，壓力是越大的， 可惜我又不能使上級加快程序，惡夢還是不絕。 我只有在我要負責的部分，加快了處理，個案在我手， 幾乎都不超過一天的，其他的，我倒不能控制。

好了，發展到最後，因公司缺乏法律要件， 所以上級認為嬸嬸可得到(部分)得益(注意啊，不是嬸嬸有理， 只是因公司缺乏法律要件而已)，我隨即通知公司，我一直想， 公司不應該付錢的，這樣便可以去到法院處理， 一方面可以讓法官評理，另一方面有確實的判決( 無論她可得或不得)，可以讓嬸嬸信服 – 她對我們還是不太信任的。怎知，公司還是付了，這時， 又輪到我們被煩了，因為嬸嬸不會拿到她認為的最大利益， 她一鼓作氣的衝到我們面前，即使出動處長解說法律的規定， 她還是有自己一套，到最後，還說她的名言 – 人在做、天在看(這也是她向公司寫信時表達的)，叫我們走著瞧； 不斷的說組長當時說過她的需求是合理的話、 又說整筆賬要算在我頭上(因為我是處理者，即使我並非決策者)、 又說我們權大於法之類的說話，無可奈何，我們要出動心理輔導同事 …………..

我不知道她最後會怎樣，但是，只埋頭在自己的認知裡， 卻不肯接受別人的規勸，也不去接受法律所說的， 一味認為自己是有理的，而且把自己的所謂理去說得頭頭是道， 這很可憐，也很可悲；人若是缺乏開放、接納、自我省察， 便只會越來越孤僻，停滯不前，更甚者， 有可能會造成傷害身體的情況；我與她最後的通話， 我的壓力是有一點，但內心是平靜的(沒有以往的害怕)， 因為正如她所說：人在做、天在看， 我在處理時並沒有做什麼違背天地良心的事，反之，更盡力為她去處理； 我最後接她電話，只是想確認她到底想我怎麼樣， 不過她自說自話後，說對不起(因為要問始著手寫信來了，矛頭相信有我)，之後還反問我有什麼要跟她說，要申辯等，我沒有話說呀，她便掛線，但我到最後仍不知她所謂的算賬是如何做。

願主祝福她，讓她早日走出自我所築的迷思吧。